文/成浦云在书法中，草书暨狂草是最难驾驭的一个类别。如果说草书是书法金字塔的塔尖，那么狂草就是这个塔尖上的一颗明珠。这是古今的共识，基本没有人怀疑——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艺术表现角度。但是，自从有了草书以及对草书的欣赏、审美、评价、研究之后，草书或狂草的一个关键字——“草”就被遗忘了，这个堪称是定位语的关键字所指，除了在张芝、张旭、怀素的作品中能看到，此后，无论创作还是理论，对于“草”的形态呈现和分析几乎渺无踪影，只剩下了“文化”意义上的“书”和“性情”意义上的“狂”。于是，张芝、张旭、怀素之外，草书尤其是狂草的“艺术”价值不复存在，模糊、起哄、无标准的集体狂欢和诗化了的想象、扭曲、夸张就洪水猛兽般地把一个“草”字淹没了——草书和狂草只是名词和标签，众口一词的“文化”和自以为是的“性情”成了草书顽固而脆弱的表面。从汉末的章草开始，草书的历史有一千八百年，其中狂草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年，但迄今为止，“颠张醉素”依然是草书的高峰，能够真正称之为“草”书艺术家的，也只是张芝、张旭、怀素这三个孤零零的“草圣”，而其后的*庭坚、祝枝山、傅山、徐渭、王铎乃至现代的林散之、于右任，只能算得上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家，如果回到“草”的形态层面上，他们没有一个能被称为“草”书艺术家。对于草书而言，“草”的重新定义，应该是一个最原始的形态学回归，而不是文化学滥觞和心理学的无限膨胀。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草”这个关键字，之所以仅体现在区区二三人的几本法帖中，而“草书”的话题却在朝野上下都获得了超过对“二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