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院出来以后，我问小鱼，要是我现在写一点关于《流浪地球》的东西，算不算蹭热度？
小鱼白了我一眼：“就咱们发公号这个懒劲儿，你压根儿就吃不上热乎的，别给自己强行加戏了。”
但我还是决定写点儿什么，毕竟，我是跟大刘一起并排坐在北师大礼堂里领过奖的。
嗯.....这样看来更像是蹭热度了。
就算是蹭热度吧，但我们还是会蹭的有节操。电影还在档期内，所以我们不聊电影，不剧透，我们只聊一点电影以外的东西，聊一点儿往事。
1.
进电影院前一天晚上，我特意把《流浪地球》的原著找出来读了一遍，上一次读它已经是十九年前了，内容早忘得精光。
小说的篇幅不长，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更像一个故事大纲。
这是一个关于给地球搬家的故事，时间的跨度是年。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乐了，这大概真的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对时间的感知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是真的知道年有多长。战国的青铜器就摆在各地的博物馆里，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人拿什么装酒，用什么盛饭，听怎样的音乐，读怎样的诗书，那时的诗书我们仍然读的懂，那些历史仍然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世界上除了中国人，大概也没有谁动不动就说自古以来，就说上下五千年。
选择《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开端，实在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你懂不懂氦闪，懂不懂核聚变，明不明白引力弹弓都没关系，你一看，这不就是花两千五百年搬一块直径公里的石头吗？愚公移山嘛这不就是？
什么隔阂都没有，还有点儿亲切，就像北京交通委的洗脑魔音。
但是，就这么个我们都听得不耐烦了的故事，放进科学幻想的维度里，你会忽然发现，我去，这事儿真就没人干过。
我们看得多的是关于一艘飞船的故事，创作者完成这个巨型机械装置的种种设定，然后去解决宇宙空间中所有妨碍飞行的因素——小行星撞击、宇宙射线、黑洞以及航行器本身的故障、宇航员群体之间的矛盾、人在极端条件下的心理历程等等等等；这些要素任意排列组合便衍生出了空间旅行这个贯穿科幻发展史，经久不衰的热门主题。
这些创作满足了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基本好奇，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成为科学幻想的公众解读标签。但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的创作者，航行器的设想五花八门，从太阳帆到核动力引擎，从光速飞行到空间折叠，探索的维度一路升级，但似乎谁也没想过，行星也能是航行器，地球本身就能飞。
完成这种思维跳脱是需要勇气的，拿行星动手脚，直接挑战引力，挑战我们还谈不上了解的空间物理秩序。创作者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需要完成的设定和要处理的变量会呈现几何级数增加。
要能自圆其说，要能让人信服，这难度也会呈几何级数增加。
我们的直觉是不行，而《流浪地球》正是在用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构想来逼着大家反直觉。
这就是科学幻想的价值。
在现实世界的营建之外，去探索无边无际的可能性。
2.
《流浪地球》最早发表在年的《科幻世界》杂志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本科幻杂志。这本杂志在成都，一座安逸的活在当下的城市。
蜀犬吠日的盆地里保留了仰望星空的火种，多有意思的反差。
《流浪地球》拿到了年度银河奖的特等奖，颁奖典礼是隔年在北师大举行的。我还记得那一天在北师大的礼堂里，出席的观众没有超过两百人，几乎全都是和我一样的大学生。
银河奖，这个中国最高级别科幻文学的奖项，在年的中国，大概就是那样一个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在那之前两年，《黑客帝国》的第一部已经上映。以这个年份命名的科幻电影巨作《：太空漫游》已经问世了33年。
这就是差距。
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了未来世界说英语，领导全球抵抗外星文明的总是美国人的原因。
当看到一部没有美国人，甚至几乎没有英文台词的硬科幻电影时，有些人的反应几乎和PTSD一样激烈。他们成群结队的涌进豆瓣和微博，愤怒的打着一星，就好像《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刨了他们家祖坟似的。
这是那个自古以来的骄傲中国的另一面。
当然，这种集体撒癔症反过来也恰好印证了科幻电影的特殊地位。
某种意义上，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就是专属于领先大国的奢侈品。
不信你可以去盘，我是说盘点，在科幻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品和它们所对应的年代与国家，从玛丽·雪莱，儒勒·凡尔纳和工业革命的英法开始。
科幻的发展史几乎完全印证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那句话“小国的使命是让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
年前后的中国还不是大国，至少在经济体量和国力这个维度上还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科幻也就只能是在北师大礼堂里的自娱自乐，刘慈欣也要等十八年才能看到他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而到了年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了白宫国情咨文里的“模式竞争者”，所以在银幕上毁掉地标也就不再只是美国的专利了。你能干掉纽约和洛杉矶，我们也能把北京和上海冻成冰坨子，“大国的责任与痛苦”嘛。
接下去呢？
《流浪地球》可能还会有续集，《三体》也一定会在某一天被搬上大银幕。中国会诞生更多的科幻作家，更好的作品，更震撼的科幻电影。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那些跺脚骂街打一星的人不能阻挡的。
中国一直在让他们失望，以后也还会如此。
《流浪地球》的原著里，坚信太阳不会发生灾变的叛乱者杀死了所有坚守计划的“地球派”，之后，氦闪如期来临。
规律面前并没有个人意愿挣扎的余地。
3.
十八年前，颁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群获奖者和《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凑在酒店房间里闲聊，我记得柳文扬在，潘海天在，星河在，赵海虹是唯一一位在场的女作家。阿来应该也在，但我只记得星河的样子，因为他一直在大谈村上春树小说里的科幻元素。这些人都是当年中国科幻界的大佬，而大刘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不怎么说话。我凑上去和他聊了一会儿《全频道阻塞干扰》，他的另一篇作品，一部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而那时我刚刚大四，正在一家*事杂志实习。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只写过那么一篇科幻小说，我甚至都不大敢承认那是一篇科幻小说。不过是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抖机灵，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到底是哪个地方杵到了读者们的点，把它投票投成了二等奖，让我懵懵懂懂的坐到北师大的礼堂里，成了中国科幻发展史的一个不起眼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当年的银河奖奖牌，大刘是那一届的特等奖得主。
那之后我再也没动过笔，我对自己的基本判断是：缺少科学素养，也谈不上是一个想象力多么出色的人，而这两样，刚好是创作科幻文学的必备素质。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自己懒惰的托词。总之，我来到那条河边，感受了一下水的温度，然后就离开了，和我一样离开的还有很多人。
大刘是为数不多一路坚持下来的人。《流浪地球》发表六年以后，他写出了《三体》第一部，又过了十一年，《三体》拿到了雨果奖。
坚持下来的人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颁奖的时候，大刘作为获奖代表上台发言。我不记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所有仪式结束后，观众们纷纷围过来要签名，围在大刘身边的人远远没有围在身材丰满的女作家身边的人多。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知道，当年那些人会不会后悔，他们错过了拿到中国最牛逼的科幻作家签名的机会。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在那一刻，我基本上就明白了传播学的本质。
十九年后的今天，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英雄救世的叙事模本，我一点也不惊讶。这就是传播必须付出的代价。
小说版的《流浪地球》是反英雄的，主人公只是一个被裹挟前进的普通人，出生在地下城，成长在地下城，也参加了反对流浪地球的叛乱，他没有参与拯救过谁，而他的父亲死在一次普通的拦截小行星的行动里。
大刘的笔下向来没有英雄，《三体》也是。在宇宙级别的力量和规则尺度下，英雄？不存在的。“你不过是那巨大宫殿地板上一个细菌。”
但我们通常不喜欢这样，所以电影版的《流浪地球》便是如此这般。
我们就像那些围着丰满女作家的观众一样，看不见真正有分量的东西。这大概也是一种规律，我们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假如有一天，大灾变真的来临，我们真的需要去执行“流浪地球”这样的行动，那它的真实面貌一定更接近小说的版本，而不是电影。或者，我不大相信这样的计划真能实现，我们受不了绝对理性，我们把不理性认作一种光荣，并且给它取了很多名字，譬如人性，譬如爱，以此区别自身与动物和其他无生命的万物。
然而，权柄始终握在物理的手中。
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年的地球，在我短暂的有生之年不用去面对那些终有一天会生效的物理规律。
在地球上流浪而非活在流浪的地球，
这是我辈真正值得庆幸的事。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上电影宣传海报）
如果在麦田遇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