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大最好白癜风的医院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神经症可以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这些人的人格在其他方面均未遭受损害和扭曲，仅仅由于充满冲突的外在情境，才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反应方式。在讨论了某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性质后，我们将回过头简略地讨论这种较为简单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neuroses）的结构。但我们此刻的主要兴趣并不在这里，因为情境神经症并未显示出病态的人格，而仅仅表明病人对特定的困难情境暂时缺乏适应能力。当说到神经症的时候，我要涉及的乃是人格神经症（characterneuroses）。这种神经症尽管其症状现象可能与情境神经症完全一样，但主要的紊乱却在于性格的变态。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形成于童年时代，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各个部分。表面上看，人格神经症是现实环境冲突之结果，但仔细搜集该个体的过往经历可能会发现，困难人格特质的出现远早于任何现实困境的发生。早先存在的个体人格障碍使暂时性的困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对于健康人群完全没有感到冲突的环境，患者也会作出神经症的反应。环境，仅仅是“诱发”既已存在了一些时日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对神经症的症状现象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性格紊乱本身；因为人格变态乃是神经症中持续存在、反复发生的现象，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却可能变动不居或完全阙如。同样，从文化的角度看，性格也比症状更重要，因为影响人的行为的，毕竟是性格而不是症状。由于对神经症结构已有了更多的认识，由于意识到对症状的治疗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兴趣总的说来已发生转移，主要的兴趣已从症状上转移到性格的变态上。形象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而导致疾病发生的冲突，正如火山一样，乃是深藏在个人内心深处而不为其所知的部分。
在做出了上述这些限制后，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神经症患者究竟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我们可以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呢？
至于说到伴随不同类型的神经症而来的性格变态，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它们的相似，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同。例如，癔症型人格，就完全不同于强迫型人格。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差异只是机制上的差异，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只是两种性格紊乱的不同表现方式和不同解决方式。例如，癔症型人格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投射（projection）倾向，而强迫型人格则往往容易把冲突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而另一方面，我所谓共同性，并不在于冲突表现出来的方式，而仅仅在于冲突的内容本身。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造成心理紊乱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促使个人失常的那些内在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专家都着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乃在于揭示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性敏感期）或发现一种反复重演的幼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环境，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这种发生学的考察，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因为它会使我们完全忽视实际存在的种种无意识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学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这种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那些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所有那些动力中心的冲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大体相同的。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这些经验，已经通过对正常人和对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面对的那些心理困扰，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不面临竞争的问题、对失败的恐惧问题、情感上的孤独问题、对他人以及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问题就并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病人身上。
一般而言，某一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同样一些问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乃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特殊生活环境造就的。由于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因此，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是“人性”中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所有的神经病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表明，这些基本特征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我将在后面，在我的社会学知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说明造成我们所有这些心理冲突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困境。
我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假设是否正确，还必须由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共同努力来检验。精神病医生不仅应该研究神经症在一定文化中的表现，例如从形式的标准去研究神经症的发生率、严重性和不同的类型，而尤其应该从什么样的冲突构成了这些神经症的角度去研究它们。人类学家则应该从一种文化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这些基本冲突的一个共同的表现方式，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把握到的心态。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好的观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而直接从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发现，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家庭的成员、他的同事等。现在，我要对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频频发现的现象作一个简略的剖析。
这些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主张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赢得他人的赞赏，然而神经症病人对爱和赞扬的依赖，却与爱和赞扬对于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都希望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喜爱，但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却有一种对于爱和赞赏的不加分辨的饥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