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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在浙江大学的演讲文字实录倾l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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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周年校庆,又是博士生会和研究生会的“登攀节”,浙江大学真是喜气洋洋,到处都洋溢着活力。祝贺你们!客套话就不多说了,咱们直接开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汪曾褀的《受戒》。

毕飞宇

《受戒》很著名,是汪曾褀先生标志性的作品,简单,明了,平白如话,十分地好读。小说写的是什么呢?自由恋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就这么一点破事,一个具备了小学学历的读者都可以读明白。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小瞧了“平白如话”这四个字,这要看这个“平白如话”是谁写的。在汪曾褀这里,“平白如话”通常是一个假象,他的作品有时候反而不好读,尤其不好讲,——作者并没有刻意藏着、掖着,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上就有一个很难讲的词人,那就是倒霉的皇上,南唐李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大白话。老实说,作为一个教师,一看到这样的词句我就难受,撞墙的心都有。为什么?这样的词句“人人心中有”。既然“人人心中有”,你做教师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时此刻,如果哪一位浙大的博士盯着我问:毕老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能把我逼疯。如果有一天,《钱江晚报》上说毕老师在浙江大学疯了,你们要替我解释一下:毕老师不是因为钱包被偷了发疯的,他是没有能力讲授《受戒》,一急,头发全竖了起来。

汪曾祺

一,篇章与结构

《受戒》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明海和小英子,他们相爱了。有趣的事情却来了,这个有趣首先是小说的结构。让我们来数一数吧,《受戒》总共只有15页,分三个部分。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可以说眉清目秀。每一个部分的开头都是独立的一行,像眉毛:

第一个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顺着“出家”,作者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篇幅是十五分之七,小一半;

第二个部分,“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沿着“英子家”的这个方向,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农业文明里的乡村风俗,篇幅是十五分之六,差不多也是小一半;

第三个部分,“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上船”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定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褀,而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俏,又拉了回来。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汪曾褀也不是战士,汪曾褀也是个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褀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和文革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年,汪曾褀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褀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汪曾褀是活化石,(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是汪曾褀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请注意,这个“老货”没有半点不敬。可以说,有没有汪曾褀,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褀带来了完整性。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

我说了,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

二,四个和尚,四件事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第一部分。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出家”是个关键词,“出家”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做和尚去。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汪曾褀要向我们描绘庙宇里的生活了。关于小说的开头,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为什么难把握?这里头就涉及到小说阅读的预期问题。庙宇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预期?烟雾缭绕,神秘,庄严,肃穆。这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从小说的题目也可以体会得到,《受戒》嘛,它一定是神秘的、庄严的、肃穆的。与此相配套的当然是小说的语言,你的小说语言必须要向神秘、庄严与肃穆靠拢。你的语言不能搭拉着拖鞋,得庄重。

可是,汪曾褀并没有庄重,他反过来了,他戏谑。关于做和尚,我们来看看汪曾褀是怎么说的:

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

大家笑得很开心。你们为什么要笑?——你们不一定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笑。在“和尚”这个词出现之前,汪曾褀一口气罗列了6种职业,其实有点罗唆。但是,这个罗唆是必须的。这个罗唆一下子就把“和尚”的神圣给消解了。这里的“和尚”突然和宗教无关了,和信仰无关了,它就是俗世的营生,干脆就是一门手艺。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六种职业吧,劁猪,织席子,箍桶,弹棉花,画匠,婊子。——这个次序是随意的还是精心安排的?我们不是汪曾褀,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受戒》是我写的,我一定和汪曾褀一样,把“婊子”这个行当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婊子”后面紧跟着的就出现了“和尚”。婊子是性工作者,大部分人不怎么待见,这个词是可以用来骂人的;而和尚呢,他的性是被禁止的,他被人敬仰。汪曾褀偏偏把这两个职业搅和在一起,这两个词的内部顿时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价值落差——正是这个巨大的价值落差让你们笑出声来的。这就是语言的效果。什么都没动,仅仅是语词的次序,味道就不同了。语言的微妙就微妙在这些地方。如果是“和尚”的前面出现的是“画匠”或“箍桶匠”,意思是一样的,但你们不一定能笑得出来。

许多人都说汪曾褀幽默,当然是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褀的身上不是很太精确,他只是“会心”,他也能让读者“会心”,那是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幽默有时候是很歹*的,它十分地辛辣,一棍子能夯断你的骨头;“会心”却不是这样,会心没有恶意,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没有绞尽脑汁的刻意。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有时候,你刻意去幽默,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幽默未遂”,“幽而不默”的结果很可怕,比油腔滑调还要坏,会让你显得很做作。附带提醒大家一下,要小心幽默。如果你是一个幽默的人,你自然可以尽情地挥洒你的智慧,就像莫言那样。如果你不是,你最好不要随便追求它。

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你养不活她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汪曾褀在描绘庙宇内部的时候是如何会心、如何戏谑的。依照汪曾褀的交代,菩提庵里一共有六个人。除了小说主人公明海,那就是五个。关于这五个人,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1,老前辈叫普照,一个枯井无波的老和尚。汪曾褀是怎么介绍他的呢?汪曾褀一板正经地告诉读者:“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说一个资深的和尚是“吃斋的”,过年的时候还要除外,你说,这样的正经是多么地会心。我们不一定会喷出来,但是,心里头一定会喜悦,——这和尚当的,哪有这么当和尚的。

2,再来看仁山,也就是明海的舅舅。为了描写这个人物,汪曾褀刻意描写了他的住处。注意,这是一个方丈的住处。“方丈”是什么意思?一方见长,一方见宽,是很小的地方,也就是领导的住处。汪曾褀是这样描写这个简朴的小地方的:“桌子上摆的是账簿和算盘。”这句话逗人了,好端端的一个方丈被汪曾褀写成了CEO,最起码也是财务部的经理,他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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