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匈]埃丽卡·戈特利布著，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8月出版，页，78.00元
如果要纯粹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角度，同时也要考虑与阅读者个体经验的关联来选择20世纪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话，我的首选就是乔治·奥威尔。他的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RoadtoWiganPier，）兼有社会调查、思想自述和文学描述的多重性质，通过“观看”、“感受”和理性反思形成了他的坚定的社会主义正义理想和尖锐的左翼美学批判锋芒。在今天，“看”、“感受”、反思的勇气和责怪感、羞耻感仍然是探测个人良知的敏感探针。奥威尔迈过了知识分子常常是与生俱来的空谈、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碍，为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他自觉要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暴君。”他毕生怀疑和憎恨所谓的上层社会“成功人生”，觉得那里面有一种“精神上的丑恶”；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在一则日记中仍然表示了对这些人的厌恶——说他们脑满肠肥、自以为是，骨子里透着寒意，你会本能地感到他们与一切聪慧、敏感、美丽的人或物为敌。奥威尔在自述中再三强调唯一需要牢记的初心就是公平、正义和推翻所有形式的专制暴政，这是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观念。《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宣告了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份闪耀着思想与美学批判光芒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宣言。奥威尔从威根码头启航，开启了通往《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航道，“推翻所有专制暴政”是他在这条航道中插上的最鲜明的旗帜。《一九八四》是标志着奥威尔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刻性的顶峰，是20世纪文学中文学想象与政治现实结合的天才杰作，也是探测与判断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性杰作。
《一九四八》自诞生以来，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一直充满了争议，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匈牙利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Gottlieb，—）的
《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
（原书名:TheOrwellConundrum:ACryofDespairOrFaithintheSpiritofManOrrawa，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8月）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内涵和独特论证视野的文学评论著作，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和论证之深刻，对于研究《一九八四》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及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该书中译本的“内容简介”的前面两段，写得很概括，也很巧妙，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今天语境中的“奥威尔阅读与接受史”的最新一页。在我看来，从绝望、悲观主义到人道主义，最后落实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把“难题”引向了20世纪人道主义与美学斗争，这也正是隐含于20世纪所有政治斗争之中的精神性内核，包含了关于人性底线的政治学与关于庄严与无耻的伦理美学。戈特利布对《一九八四》的深刻解读首先得益于从批评者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外独辟蹊径，在对文本的精读中交替融入“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等三重语境，标示出奥威尔所坚持的“人类精神”信念的不同方面。
徐贲教授在“导读”中对该书内容作了概括：“戈特利布以发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奥威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多读者，产生了如此不凡的影响，且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批评者指责他缺乏文学想象，认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关键问题。她清楚表明的是，奥威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20世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Ｉ）所谓的“奥威尔难题”就是从“绝望”而来，戈特利布把“奥威尔绝望”分解为“哲学态度的绝望必然导致艺术瑕疵或失败吗？”和“《一九八四》表达的是奥威尔的绝望吗？”这两个问题，而她的答案都是否定性的。徐贲指出，“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他的态度始终是战斗而非坐以待毙的”；“《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遭遇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