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长聘副教授授权刊登
本文年发表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九辑
本文为同济“精神分析与人文”系列研讨会—10月25日“精神分析与社会学”主题研讨补充资料（主讲：孙飞宇长聘副教授）
精神分析百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
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首先概要梳理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经典精神分析在其基本理论要点和临床技术方面的社会理论意涵。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互动为基本线索，本文讨论了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之间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发展情况。最终，本文试图提出对这一思想史的演变历程在今天的现实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并非旨在给出答案，而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些供学界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关键词：精神分析，社会官能症，社会学，社会工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作为人类在二十世纪所收获的最为重要的几种知识进展之中的两种，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之间的隐秘关联，从来都未被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传统所忽视。对于社会思想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当代与现代社会学的影响，远非只是某一流派或者某一个理论家可以概括。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现代社会之中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治-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史传统的渊源。而几乎同时出现的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也绝非只能用巧合来解释。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虽然并未被一般标准的社会学理论教材纳入视野之中，不过，对于社会理论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弗洛伊德却的的确确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在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作品本身，即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马尔库塞,:20；Hughes,:;），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判断，并非仅仅指向弗洛伊德后期对于人类文明与宗教的讨论。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的学术兴趣，堪称与韦伯一致，都集中在“人类如何成为其现在之所是的伟大问题”（Hughes,:）。而弗洛伊德用以理解人及其与世界之关系的核心概念官能征（neurosis），也已经为今天的身体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由于对于人类心灵及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持续不断地深刻考察，精神分析运动自其诞生百年以来的努力，早已经充分体现在各种取向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之中。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还是在帕森斯那里，抑或是在诸多的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之中，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的纬度，则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会完整。正如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开篇序言中所说：“在－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福柯：）福柯并非以全面肯定的态度写下的这段话，已经表达出了精神分析在现/当代社会与*治思想之中的地位。本文无意、亦无能力对庞大的精神分析传统及其影响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事实上，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纪的影响无远弗届，早已经成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弗洛伊德所开创或发展的若干概念，无论是否被误读，亦早已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本文的努力，除了以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之外，仅试图对精神分析运动与其它的思想学派，尤其是社会思想所发生的碰撞与交融，做一简单的梳理。通过这一梳理，来看西方社会学视角下的精神分析运动的进展，对于我们当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些启发。一．弗洛伊德及其经典理论1.1．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弗洛伊德从不仅以医生自居。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学界传统也从不做此断言。在思想史的传统中，弗洛伊德也从未被局限于精神分析运动的隐秘领域内。无论是布朗所谓的“对人类现状所作诊断的一个组成部分”(Brown,)，还是奥尼尔所说的“这一惊世骇俗的，混杂着艺术与科学的，并且如此切近于戏院剧场的弗洛伊德流派”（O’Neill,）等等判断，都将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放置在了西方悠久的宗教、哲学与文学传统之中来理解。弗洛伊德的工作，尽管面向十分丰富，却可以用“神经官能症”(neurosis)这一概念来加以理解[2]。在十九世纪后半夜，亦即弗洛伊德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维也纳与欧洲，是一个启蒙及其理性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而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铁笼意向与卡尔·马克思所谓的异化，亦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时代。不过，这却也同时是一个上帝渐行渐远，人类自身必须担当起自身的立法者之命运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所孜孜以求、甚至通过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大规模运动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理性、自由、科学、进步等美好理念的追求，似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十九世纪的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和一往无前的激情。但是在这个世纪末，当涂尔干的法国在大革命百年之后依然面临着重建道德秩序的难题，当韦伯的新教教徒在未能建立起与新时代相应的确定性时便已陷入了铁笼桎梏的时候，欧洲人开始反思现代社会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在这样一个欧洲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时代里，新的道德秩序如何可能，现代人又该如何来理解和处理自身的命运这类问题，不仅仅困扰着经典社会学家们，也同样困扰着其他的思想家们。作为欧洲文化艺术中心重镇的维也纳，在当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潮比欧洲其它国家来的都要晚一些，却更早地陷入了危机——真正的立宪*府仅仅从年持续到了年（休斯克，）。所以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在年发表的那本《梦的解析》中，频频提到自己的幼年，通过梦的经验，将自己幼年的愿望带入了20世纪初的维也纳，实际上是对于他在童年时所遭遇到的自由主义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不过，在本文看来，以《梦的解析》为起点而建立起自己精神分析王国的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所表达出来的意图，绝非仅限于此。正如休斯克本人所说，在此时的维也纳，弥漫着一种“求新”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在建筑、在艺术还是在哲学上，都有一种要求与其先辈们不再相同的要求，而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堪称代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年第一版）在此前出版的《癔症研究》（StudiesonHysteria）一书之中，弗洛伊德已经表达出了他与他的导师之一的沙可（Charcot）之间的不同。弗洛伊德并不想做一名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医生”。当现代医学在通过将人的身体彻底客观化而作为医学进步的表征之时，弗洛伊德却发展出一种在现代医学看来是特立独行的治疗方式：力图将病人的身体重新放回到其文化和历史中，从病人的生活史和经验中发现疾病的意义，通过叙述来达到自我的重新理解和发现，并达致治疗的目的。从其诊所工作的一开始，弗洛伊德就已经清楚展现除了身体社会学的实质。在年发表的《论心理治疗》一文中，弗洛伊德将自己的治疗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催眠治疗阶段，暗示阶段以及分析阶段。在《癔症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在“安娜·O”和“卡萨琳娜”两个案例之中，发现弗洛伊德在的在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在说明自己为何从前两个阶段逐渐转变为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弗洛伊德明确指出，前两个阶段都并不关心官能症的“起源，强度，与病症的意义”，而是相反，将暗示的内容强加给了病人（Freud,:67）。与此不同，分析治疗“并不寻求添加或引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是要去除某物，要带出某物；为了这一目的，它要